工作坊︱明清西南政治地理研究

西南边疆史地与民族史地的研究，一直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其他相关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地位的形成，依赖于方国瑜等先生精深开拓和多代学人不断努力，更是与历史上西南之于中国、边疆民族之于王朝的意义紧密相关。较长时期以来，与北方、西北等边疆区域在对“内亚史”“腹地边疆”等前沿学说及概念上的热烈争鸣与相应学术创见相比，西南边疆和民族在历史上的复杂性、学术理解等，虽有不俗的研究成绩，但理论、学说总结有限和讨论不足。

为进一步加强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深刻挖掘西南历史演绎内涵，融合创新拓展前沿性学术问题，2021年11月18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主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代西南地区土司地理考释及地图编绘”（19AZS017）、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组承办的“明清西南政治地理研究”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吉首大学、遵义师范学院、日本明治大学、学习院大学、帝京大学和韩国明知大学等科研院校的国内外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工作坊。

第一场由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罗康隆教授以《文化包容与互鉴：湘西边墙荷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为题进行报告发言，介绍了明清时期湘西地区的边墙修筑，认为其可视为国家在民族地区实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政策的载体，通过国家的“修政”“修教”“修律”“修业”“修心”“修睦”等政策在湘西苗族地区的实施，重构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使得湘西边地的苗族从“生”到“熟”，从而使得苗族由“熟”而“国家化”。罗康隆分析指出，这种以政教优先、军事为辅、苗例变通、修业修心修睦并进的明智策略，不仅体现了中央王朝治理民族地区的政治智慧，而且也展现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文化制衡格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黄学超讲师以新近开展的研究《水经注》所见西南地区政区边界与治所为讨论对象，认为《水经》和郦道元注可体现两层政区边界和治所的信息，通过文本解读可以较明确地了解这两层资料所反映出的政区边界和治所信息。在政区边界层面，可以尝试构拟出一套可能的方案，并以此方案对可以见及的若干郡县边界进行复原；在政区治所层面，可以结合经注，以梳理清楚的水道信息为依托，对政区治所有新的认识。

韩国明知大学史学科郑哲雄教授的报告题为《明代湘西北地域的卫所和隘官》，认为明朝在湘西北一带设立卫所后，便积极将该地区长期以来作为土著势力存在的“隘官”编入其中，通过授予诰命和朝贡体系来谋求地区稳定，使“隘官”从单纯的土著势力转变为受王朝认可的世袭势力。他指出“隘官”是兼具土司、土官、卫所军官三个要素的地域社会的有力阶层，具有一定复合性质，是为明代常规的土司制度之外的存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土司历史地理考订与研究是本次工作坊的重要议题，第三场报告便以此为主题展开。上海大学文学院郭红副教授《清代广西土巡检司的政区等级探析》的报告以政区层级为对象，考证了清人对广西部分土巡检司政区认知的源头与变化，指出了清人对广西土巡检司的认知经历了从土属政区到县级政区两个阶段。至清末民国初，广西土巡检司改土归流过程中普遍废土官改设弹压，后又改置县，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将其作为县级政区的意识。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郑维宽教授进行了题为《明清时期广西思恩府所属土巡检司的辖域与迁移考析》的报告。郑维宽对明朝在思恩府境内所设九土巡检司辖域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部分土巡检司管辖地域分散、治所远距离迁徙等情形的考证和推论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做了举证分析。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董嘉瑜博士后也聚焦川西北地区，他的《府界变迁视域下清代川西北黑水河流域族群治理研究》报告以政治地理的视角，思考明清两朝在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的不同及其影响。认为明代主要借助军事弹压来维系帝国在边疆区域的军政关系和民族关系，清代则借由军事征讨、改土归流、分隶管辖的方式，主动对黑水河流域的族群展开积极治理，并以“厅”制这种新的政区模式在边疆地区进行推广，基本有效实现了对此流域的管控与治理。而黑水河流域族群内部的分化整合，则从另外一个层面向我们展现了族群本身对王朝势力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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