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外关系史研究

总体而论，中外关系史属于专门史范畴。其中，中西关系历来是中外关系史的主体内容。

中西关系的“西”，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与许多文化都发生过关系，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中西文化关系的历史呢？周穆王西巡、唐僧西游、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蒋梦麟的《西潮》、西学东渐的“西”，这个“西”的地理与文化内涵都很宽广。这个“西”有两个特点：第一，它的概念伴随着中国人对异域世界认识的脚步而不断拓展，最早的西域仅指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的中亚地区，后来逐渐包括南亚次大陆、西亚的波斯、东罗马帝国以及西南亚的阿拉伯，郑和时代又涵括了非洲东海岸。明清时期接触到欧洲人，知其比历史上所接触之地更靠西，“西”的概念又扩展为欧西，并呼以“泰西”“远西”，以示与早年之“西”的区别。大致在明中叶以前，“西”的概念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第二，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相对于中国而言，它们都是真正的“他者”。大航海之前人类重要的文明区域，除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印度教、佛教）文化圈、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圈，都属于“西”的范围。人类最重要的具有源头性的四大文明中，三个文明区域都在中国的西部。

在历史上，欧洲文明与西亚、北非及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首先是语言的联系，共同的印欧语系把遥远的印度和英伦三岛、莱茵河畔连接为一体。其次是宗教的联系，希腊宗教、印度教、波斯古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思维共性或历史联系，为东西方学术界所共同认知。而与此相关的西亚大陆及地中海周边地区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知识，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此外，还有战争的纠葛，从波希战争、希腊化时代，到十字军东征等造就欧洲文化的综合性。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远征曾使西亚和北非经历了长期的希腊化时代。虽然这些地区的居民早有自己的发达文化，希腊文化不能真正取代当地文化，但彼此都留下了很多的融合痕迹。罗马帝国的文化不仅继承了雅典和罗马的古典遗产，而且也结合了西亚地区的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就带有强烈的西亚文化精神，以致在许多方面湮没了希腊文化的传统。罗马通过武力征服向欧洲各地传播的正是这样一种综合性文明，在1000年前后被及今天的整个欧洲。600—1100年间，欧洲的古典传统黯然失色，因此，欧洲的中世纪其实是近东文化与希腊罗马的混合物。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才使希腊文化在欧洲重新显现，但又是以阿拉伯文化为中介的。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中，西亚特色和希腊化时代的特色更为明显。

与上述所有这些文化相关的事物，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西”。由此看来，“西”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中国人历史上常与“西”争夺文明的发明权和首创权，佛教传入之时就出现过“老子化胡经”。近代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之后，又有“西学中源”的奇怪说法。即使到了近代，文明的发明权之争已经逐渐平息，中国人仍要以体用关系来调解“中”“西”的各自定位（西体中用、洋为中用）。但是，中国人几乎从来不与“东”发生类似的纠葛。因为在东亚世界，中国文化长期居于输出为主的主导性地位。

笔者认为这种对于“西”的定位，可以更加凸显中西文化关系的特色，同时也使得中西关系和中国与东亚邻国（如日本、韩国）地区的中外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征，从而有利于中外关系史学学术体系的建立。此外，这种定位也更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恰恰是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据。

中国历史典籍历来重视对于周边国家和部族的记载，尤其是关于西域和南海的传记资料，从《史记·大宛列传》以来就自成系统。正史的四裔列传，勾勒出了中西交通史的基本脉络。中古以后，私家笔记和外人的游记层出不穷，形成了中西关系史的丰富史料资源。但是，真正用近代科学的眼光来把中西关系的历史作为“专门史”进行探讨的，还是近百年才有的。王国维说：“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他还在《欧罗巴通史序》中说：“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地理学上之分类，有历史上之分类。”梁启超也有“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的提法。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前后，新史学的开山人物已经为专门史的研究提供了学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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