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不简在秦汉边塞简牍中感受烂漫风骨和

1900年，一位来自匈牙利的犹太裔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悄悄带领几名随从，从印度出发，越过帕米尔高原，往目的地中国新疆而来。

他的目标很明确，他认定中国的新疆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考古场所，里面一定埋藏了丰富的文物宝藏可供发掘。他辗转于新疆和田一带详细考察，受到当地清朝官员的大力支持。经过将近一年的考察发掘，斯坦因满载大约1500余件古代新疆文物而归，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这批文物被安放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院东方古物部和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有着丰富考古经验的斯坦因，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西部应该还有更大的考古空间有待发掘。1907年，他再次返回中国新疆，越过茫茫沙漠和戈壁，来到古楼兰国遗址，又获得五百余件珍贵文物及其它艺术品。但这一次，他并没有直接离开中国，而是在将文物打包寄回后，朝着甘肃敦煌而来。在抵达敦煌之后，斯坦因首先去考察了敦煌西北部附近的数十个故长城烽燧遗址。

古长城烽燧遗址

在遗址内转悠来转悠去，居然发现了一些长条形的竹片，小心地拭去尘土后，上面居然还有汉字。

欣喜之余，斯坦因立刻开始考古挖掘工作，据事后统计，此次共发掘出七百余枚竹简文书。经过辨识，竹简之上所题记的文字，是中国汉朝时期驻守边关的将士们所写。由此，汉简在近代第一次褪下神秘的面纱，呈现在世人面前。

敦煌汉简

“简”与“牍”

穿越厚重的时光，人们总能从书中找寻两千年前，那个雄强富武的汉王朝。然而在纸质书本还未发明之前，人们又是如何记事的呢？熟悉的甲骨取材不便，而金石往往过硬，记录文字往往都有局限性。最终人们将记录文字的工具锁定在竹和木之上。经过加工后，写了文字的竹和木，就成了“简牍”。

武威汉简

先秦开始，简牍就已大量地被使用，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直到东晋末年才逐渐被纸张取代。

在这漫长的时光中，简牍存续了一千余年。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古代文明就这样浓缩在这一片片的竹木简牍之上，静静着向后人呈现千年前的汉文化的荣光。

汉简

然而，简牍简牍，实际上，“简”和“牍”是有区别的。

“简”在加工时，需将木质用来写字的一面打磨光滑，并多被制成细长条形；竹质的“简”还多了一道用火将竹子烤干，用以防蛀的工序。在长度上，简片一般长约23厘米，而宽多为1厘米左右。在汉代，1尺长度约等于现在的23.5厘米，而汉代竹简对于各种书信就多规定用这1尺长的简片。在纸张还未发明前，民众间往来的书信就写在这些简片之上。

汉简

“牍”的材质与“简”相同，而不同之处在于，“牍”比“简”加宽了好几倍，在今天出土的“牍”中，有的宽到6厘米左右，个别的达15厘米以上。

区别于“简”的细长条形，“牍”呈宽长方形，故又称为“方”或“版”。

战国青川木牍

在实际使用中，“牍”毕竟过于宽大，多有不便，在书写较长的文章时，“简”更能发挥用武之地。

这些简片按顺序编号、排齐之后，再用绳子、丝线或牛皮条编串起来，就成为了“策”或者“册”。

东汉编联简册《永元器物簿》

匈奴，一个在血与火的浇灌中成长而来的民族。

匈奴，一个让华夏炎黄先民胆颤心惊了数百年的民族。为了抵御匈奴的侵袭，秦始皇不惜余力地修筑长城边关。即使强盛统一的汉王朝，也要集中优势兵力，屯军边塞，随时防范匈奴南下。汉代守备边关的屯戍吏卒们，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边塞烽燧中，托付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敦煌汉简

斯坦因率先发掘而出的简牍，就是千年前已不知名的汉朝边疆将士们无声的印迹。

这些简牍有的是朝廷公家的各种文书和簿籍，有的是私人书信﹑历谱﹑医方﹑占书等。小小的简牍文书，不仅是汉代边防部队在历史上过往经历的印证，也是汉文化在那个历史时期书法文字发展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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