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疆民族一个跨越三十年的视觉样本

一、前言

上海人庄学本的摄影人生由两个特殊的十年组成：前一段始于1934 年，当时25 岁的他携两台照相机与洋场职员生活中攒下的几百元钱，进入四川与青海的交界一带展开考察拍摄。此后，庄学本于1936 年、1937 年游历甘肃与青海，1937年年底转入西康地区，持续行走、考察五年之久。1942 年，庄学本取道印度入藏失败，遂转战新德里、孟买、大吉岭等地旅行采风，这个出乎预料的插曲最终以1945 年抗战胜利，庄学本回到上海收梢。后程则以1949 年为滥觞。新中国成立之后，庄学本从上海调往北京参加民族工作，再次拿起照相机紧锣密鼓地出访边缘地带——1950 年至1951 年赴四川、西康、云南、贵州，1952 年到访内蒙古、东北和广西，1953 年考察吉林延边，1954 年与1956 年两入内蒙古，1958 年重走四川羌族地区，最终以1962 年拍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活动为自己的行旅生涯画下句号。①

廿载时光中，庄学本矢志不渝地以记录中国边陲的地理山川，拍摄少数族群的生活与劳动为志业，体现了一位旅行家、探险者对艺术与新知的终生追求。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并不寻常的个体选择，就会发现庄学本的拍摄经验其实与中国国家近代转型的复杂历史紧密相连。这一复杂、持久和庞大的工程发轫于19 世纪中后叶，其中心议题是在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基础上，熔炼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并最后形成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为此，中国经历着“从天下到国家”与“纳四夷入中华”②这两个历史进程的彼此交错，也主动追求着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变化——这些变动所引起的制度、结构、规范转型与全新知识体系的输入，不仅使得“边疆”“国民”“民族”“少数民族”等现代政治概念渐次浮出历史地表，也直接导致原来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成为国家事务的中心问题。由此观之，庄学本的摄影以及日记、行记聚焦于关键区域，并且持续时间久，涉及族群多，无疑为20 世纪30 年代至60 年代的中国国家转型提供了复杂细致的观察记录。而他的诸多作品与记录也可作为宝贵的文本，让我们一窥图像、个人意识与国家话语之间如何关联，探查新兴的、关键的概念如何通过具体形象得以有效表达。

若进一步辨析，我们会发现庄学本贡献的图像与文字样本也能让我们分析、观察20 世纪中国连续性的国家转型之下那些阶段性的转折。虽然中国的转型一直以领土属性的现代化与中国国家的民族化为旨归，但其“推手”在历史更迭中几经变换。进入20 世纪以后，国家转型的主导权由“朝廷”变为“政党”，国共两党更是走出了不同实践之路。以1949 年为界，国共两党行政能力的高下，政党意识形态与决策目标的区别，外界政治局面的变更等，既在宏观上使得民国与新中国时期的“边疆”“国民”“民族”“少数民族”等概念具有了不同的意涵，又在微观上影响了社会个体与这些概念进行链接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庄学本在两个十年中摄影范式的变化，甚至照片传播方式的变更便有了广阔的政治意涵：1949 年以前，庄学本作为游离在机构、体制外的“个体”，不仅有各种机会深入边疆社会，也能在不同渠道上发表个人的边疆观察，这是他身处一个对边疆有心无力的弱势强权之中得享的“自由”吗？然而，后一个十年里，成为“体制的一员”的庄学本虽看似在全国性的文化平台中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又适逢国家将民族题材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空前机遇，其摄影与日记却被湮没在一众似乎同质化的“时代记录”之中，这是否说明另一种关于民族未来的统摄性、典范性想象已经生成，而庄学本亦投身其中？我希望借由庄学本摄影影像的内部差异来展现图像与政治形态、思想观念有着密切互动，而图像的生产与流传方式也可成为社会制度的一种折射，为理解20 世纪中国的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梳理、阐释庄学本摄影作品，讨论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动力、主体意识、传播生态，将帮助我们认识一个复杂的视觉秩序和经验的生产机制。而且，讨论这种视觉秩序和经验如何在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延续与转折中运作，以及考察这段历史内部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和期待又如何影响视觉秩序的范式转换，将为关照20 世纪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之间紧密交缠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重要的场域。在下文的书写中，笔者将首先梳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近现代民族国家演变时所经历的情境变化，厘清时代氛围、政治现实、知识体系和摄影实践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结合图文关系分析“两个十年”中庄学本不同的边疆摄影范式，关照其中的文化政治，理解它们各自扮演的历史角色。最后在结论部分进一步说明摄影实践所提供的知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变迁的过程，尝试将摄影史、社会史与文化史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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