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外国书刊中的北京记述释要

一、记述庚子战争

西人有关北京的书籍,包括了历史、地理、民俗、旅游与各种生活指南类的著作。首先是记述近代北京重大历史的著作,其中以记述庚子战乱为主。按照西方新闻学者的说法:这些作者“既是记录者又是辅导教师,既是教师又是向导,既是外交家又是冒险家,甚至在某些场合是……战士”。①这些随军文人的记述往往文体不一,写法多样,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

报纸专栏文章方面以澳大利亚记者莫里循最为详尽。莫理循是《泰晤士报》特派通讯记者,同时也是英国的中国事务专家。他不仅长于新闻舆论的制造,还影响了英国对华政策。在使馆被围时,他向英国发出求救电报,还向《泰晤士报》寄发了约三万多字的报道,被认为是英国派兵中国的重要因素。其他的西方记者还有英国中央通讯社的斯科特·克里斯顿、《纽约先驱报》的托马斯·密勒、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狄龙、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员西村天囚、俄国《新边疆报》②的阿尔捷米耶夫等。他们多数随军从天津到了北京,因此记述较为真切。俄国《新边疆报》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曾随俄国军队一起冲锋,并两次随队为俄军探路,还作为先遣部队向导参加了攻打北京的战役。他的报道多在战地完成:“有时在高粱地或者玉米地里,有时在房子里、双轮马车上、树墩上、柳荫树下。最愉快的是在庙里,在那些偶像、供具和香烛中间写。”③在书籍方面,J.o.P·布兰德和E·伯克豪斯著有《女皇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林语堂译名,另一译名《慈禧外记》,1901年出版),主要记述北京义和团的情况;上述两人著《北京宫廷年鉴与回忆》(The Annals and Memoirs of Court of Peking,林语堂译名),将记述范围扩大到了明末和20世纪初,其记述主要根据中文资料,1914年出版。其他记述北京政治并主要以庚子之乱以及慈禧、光绪帝关系为题材的,还有伊萨克·泰勒·海德兰著的《中国宫廷生活》(Court Life in China),1909年出版。美国传教士罗伯特·科尔特曼有《北京被围记》,其曾在北京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任生理课教师,目睹了北京的战乱。

在此类著作中,英国人普特兰·威尔的《来自北京的唐突信简》(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此为林语堂译名,一般译为《庚子使馆被围记》),主要记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个人见闻,具有高度的写实性。美国汉学家阿灵顿称其为庚子年北京著作中“可能是最浪漫、最生动的”。④德国元帅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乱笔记》也是一部特殊的著作。瓦德西作为联军统帅,其记述不仅来自于真切的实感,而且还算公允。他看到被占领的北京满目狼藉:“此处表现出一种昔日庄严伟大之态,但亦久已趋于颓废凋残。”⑤对庚子年北京记述最直接的是法国作家比埃尔·洛蒂。洛蒂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任海军文官42年,曾有东方题材的小说《菊花夫人》(后被改编为《蝴蝶夫人》)。他奉法军水师提督的指令,乘坐罗督大卜号舰艇抵华,以军官的身份于10月18日抵京,第二年又重返北京。其以旅行随笔手法记述见闻和感想,陆续寄给《费加罗报》,总字数约在10万字以上,后以《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为名出版(此书也曾由李金发翻译,书名为《北京末日》)。这是一部罕见的作品。作者述其来到皇宫,看到了宫室逃亡时的狼藉景象:皇帝绣花龙被被弃于地,士兵们在象牙、刺绣、珍珠上践踏。在宫中,他穿起皇帝的袍子在龙床上打滚,还偷得隆裕皇后的红缎子鞋,甚至抽鸦片烟。在他笔下,北京“在阴暗的天空下,又是那般忧郁、充满敌意和令人不安。”⑥对于占领者的身份,洛蒂有时也有反思:“我们出现在这里,举止粗俗、满身灰尘,疲惫沮丧,肮脏不堪,貌如未开化的野蛮人,无异于置身仙境的僭越者。”⑦总体说来,比埃尔·洛蒂视北京为博物馆中的标本。在次年返京时,曾为北京出现了铁路感到沮丧,认为是野蛮的西方人“干了这样一件亵渎圣物的事情——他们炸毁了城墙,令这颠覆性的机器长驱直入。”⑧因此,洛蒂将他来到北京称之为“最后的日子”。从写作技法上来说,该书虽然整体构架是记述性的,属于纪实作品,但又有大量的文学性的描写,具有小说的意味。文字之华丽,显然已经超过了纪实性记述。

二、史地类记述

在史地著作作者中,阿奇伯尔德·立德夫人是英国在华巨商立德的夫人,在华生活20余年,著有《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和《我的北京花园》(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分别于1901年和1905年出版。朱丽叶·布莱顿与伊格·米托伐诺夫著有《农历年》(The Moon Year),1927年中凯利和瓦尔施出版社出版;朱丽叶·布莱顿写于1935年的《北京》(Peking)主要记述北京的名胜与建筑,在短短时间里重印三次,被林语堂称之为:“堪称是关于这一古都的英语书籍中的典范作品。”⑨“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关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奥斯瓦尔德·喜仁龙有名著《北京的城墙与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年出版,另有《北京的皇宫》(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三卷,1926年出版。美国汉学家L.C·阿灵顿长期在中国海关、邮政工作,退休后还定居北京。1931年在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上连续发表《北京的胡同》。1933年,其与威廉·路易森合著《老北京探寻》(In Search of old Peking,林语堂译名),由亨利·威西出版社出版。该书还将1935年前关于北京的西文著作列为附录,为以后的北京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还有阿尔封斯·伐维尔的法语著作《北京历史描述》,1897年北京北堂首印,1900年再版。德克·波迪《北京的日常与年节习俗》(Annal Customs and Festival in Peking),1936年在北京出版。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1934年在伦敦出版。唐纳德·门尼的《北京之盛观》(The Pageant of Peking)1920年在上海出版;悉尼·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1921年在纽约出版;海因茨·冯·佩克哈默尔的《北京》(Peking)1928年在柏林出版。约翰·伯杰斯的《北京的会馆》(The Guilds of Peking),由哥伦比亚大学于1928年出版。还应指出,英国作家毛姆1912年开始发表中国题材的作品,1919年来北京游历,其散文被收入《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4年出版)中。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中国,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其《中国问题》中相当篇幅涉及北京。日本人的史地类记述有阿部似二的《北京》(东京新潮社1941年版)、村上知行的《北京的历史》(东京大阪屋号1941年版)、佐藤清太的《北京——转变的古都》(目黑书店1942年版)、冈本正文编译的《北京纪闻》(东京文求堂书店1904年铅印本)、中野江汉的《北京繁昌记》(王朝佑译,北京醒中印刷社1922年铅印本)。1904年,日本驻屯军甚至还邀集汉学家编纂了《北京志》,由汉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时任北京大学教习的由服部宇之吉统稿,1908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全书39章,40余万字,主要记述晚清以来的北京各方面情况,并附有几十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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